中国“文史哲”,如何“走出去” ——《文史哲》英文版首发式上的话语交锋

2014-09-04 中国读书报  文化翻译人

在美丽的青岛栈桥海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借《文史哲》英文版首发之机,探讨“方法与路径: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问题。会场上下不同视角、不同观点的碰撞之激烈、对话之尖锐极为罕见。

60多年前的1951年,中国第一份高校学报《文史哲》,在当时位于栈桥海滨的山东大学诞生。几十年来,秉承“学术自由”的宗旨,《文史哲》曾发起过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讨论,引领着中国人文研究的潮流和风气,在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学术画卷中绘就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而《文史哲》英文版的创立,则意味着中国人文学术将跨越语言的藩篱和既有的受众范围,直达英语世界那些对中华文明感兴趣的人们。这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中国文化日益受到世界关注的当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世界渴望了解中国,中国也渴望为人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古老的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迫切需要“走出去”。然而,如何“走出去”?制约“走出去”的瓶颈在哪里?通过哪些方法和路径“走出去”?诸多尖锐问题,引起与会学者们的深入思考和激烈交锋。

  语言与翻译

“走出去”,首先碰到的是语言障碍问题,这是多数与会学者的共识。山东大学副校长陈炎教授,结合自己的著作作为国家项目翻译过程中的艰辛,谈到只有解决了语言问题、学术自身的标准以及学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才有希望“走出去”。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规划处处长徐青森也强调,组建一支高水平的,既懂学术又有较高外文水平的翻译团队,是所有外文期刊面临的共同课题。《文史哲》英文版执行主编王心扬结合英文版创刊号的编辑,指出中国传统古典学术文化的翻译难度尤其巨大。比如中国古典的哲学范畴,里面涉及到许多特殊词汇,能否“既忠实于原作,又能准确地以英美读者能够接受的行文方式”外译,是“最关键、最具挑战性的工作”。

并不是懂外语就可以成为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合格翻译者和宣介者。《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审黄颂杰认为,应当建立专业的外语人才队伍,要依靠专业学者。如果英文系的老师不懂文史哲专业,是很难做的。不光是中译英,即使是英译中也是如此。并不是拿了海外的博士学位就能自然做好这个工作,这是外语学科中最困难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国家最缺乏的人才,他建议每个学科点培养出1-2个能用英文表达的人,通过英文期刊培养匹配人才。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俊菊教授从翻译人才培养的角度,谈到要建立良好的翻译机制,应该打造以中国的学者(译者)为主体的翻译团队和学术团队,加强跨学科的合作。她同时强调,翻译成果亟需得到学术认可,现在在我们国家翻译作品得不到学术评价体系的支持,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评职称、晋级都碰到了困难,翻译梯队已在慢慢萎缩。这已成为制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大瓶颈,相关机构应尽快在政策上调整导向。山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教授谈到,我们现在的CSSCI,就是学术的GDP,而翻译文章却得不到认可,他认为,教育部社科司在这个方面事实上有能力推动这一项工作,可以发挥一些作用。

 英文霸权

谈到瓶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温海明教授认为更主要的在于英语霸权。他以高教出版社出版的六个英文杂志申请SSCI索引全军覆没为例说明,当下中国学术虽然客观上跟国际水平有一定差距,但背后实质是英语霸权问题。不仅这批英文杂志全军覆没,很多高校的英文版刊物办起来又衰落,如果我们只去迎合SSCI就永远被动。所以他强烈建议中国自己搞一个英文期刊索引,以中国的为主,包揽世界上所有的英文中国研究期刊,这个中心就定在中国,目标就是使中国研究的英文期刊话语权慢慢向中国转移。中国有大量的能够用英语阅读写作、研究中国学术的团队,我们应该把英文学者中国研究的话语权慢慢控制在自己手上。比如中国经济加入WTO十几年左右,中国经济已能够为亚太经济圈设定游戏规则,这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思议的。如何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使英文版作为原发稿刊物,吸引相关的学术论文投稿,把英语世界研究中国文史哲问题的优秀稿件吸引到英文版的《文史哲》等中国研究期刊上。我们应该有越来越多的英文版刊物。当刊物的质量和数量上来以后,有一天英文中国文史哲研究的重心就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朱剑教授说,突破英语霸权就要创办自己的英文版刊物,创办自己的平台。既然我们批评西方的霸权,那我们自己的平台就应该是公平的、开放的。只有如此这个事情才有意义,才有可能在国际学术界站住脚。首先你讨论的问题是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或者说东西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马俊亚却不以为然,他以个人的经历说往国外投稿时并没有受到偏见。他认为要“走出去”,就要遵守人家的规范,人家的规范肯定有合理的地方。我们要讲规范,不要讲门槛。“走出去”是一个交流的过程,交流的过程是让人家接受你,你也要接受人家。有互相的交流,才有互相的影响,不要怕别人对你有影响,不好的地方慢慢淘汰掉,真金不怕火炼。

  政治与意识形态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仲伟民态度鲜明地表示,在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当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的牵导,这会干扰我们做学术研究,更会干扰西方人对我们学术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应当避免“传统文化自恋症”,这在之前几十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已经非常突出,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

谈到这一问题,《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审黄颂杰认为,办外文刊物碰到的第一困难就是意识形态问题。他的体会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安全问题,这是共同的。我们完全可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走出去”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弘扬,让中华民族的优点“走出去”,这个是很清楚明白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西方的意识形态不会从我们的角度看待同样的问题,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也有很多不如人家的东西,这一点必须承认。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中心主任田辰山教授却认为,我们不能把政治和学术分开,不可能客观,没有“没有政治的学术”。当然如果把政治凌驾于学术之上,把政治当学术,是不讲道理。关键看学术是为什么政治服务。学术要为正当的政治服务,要为人类的福祉服务。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淳教授则坚持认为,学术和科学必须中立,无论是编辑还是作者,写作时一定要有中立心态,不应具有政治心态,这是一个规则,大家都应遵从这个规则。我们文科的治学方法还有一些问题,自然科学是严格遵循逻辑过程,但在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当中,这一点却被忽略了。

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毕业的一名美国人,《文史哲》英文版副主编孟巍隆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说,《文史哲》英文版创刊,标志着“走出去”走出了第一步,虽然艰难,却是最容易的;但能否走到第十步、第一百步才是最难的。除了上述翻译的问题、学术标准的问题,他认为民族荣辱感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影响最大,“明明是学术文章,但作者要趁这个机会歌功颂德”,“这种不够客观、不够科学的因素应该回避”,“如果我们想把中国的思想、学术拿到海外让他们了解,就需要实事求是、客观地、科学地搞学术讨论”,这样才可以得到海外学术界、汉学界的持续性地尊重和认可,类似的外文学刊才能持续地走下去。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辜正坤教授却针锋相对:西方就没有党派性质吗?美国是由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个党派的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的。孟教授的西方文化背景决定了他的观点是西方价值观的体现。

复旦大学历史学院刘平教授强调要“走出去”就必须“去意识形态化”,被阉割、被僵化、被规范的东西是不可取的。如果外国人喜欢读的东西读不到,他不喜欢读的东西非要塞给他,他能够接受吗?所以应当在法律框架里面,尽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把一些有价值、有意义、有思想的东西介绍出去。

  东西方文化之鸿沟

似乎每当讨论中国话题,总是绕不开近代以来始终争论不休的东西方文化关系问题。此次会议仍然如此。谈到我们的文化和学术怎么“走出去”,《四川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主编原祖杰结合自己创办主持英文刊物《中国历史学前沿》的亲身感受,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说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做英文刊物,就要按中国的特色来做。我们自己树立一个目标,定一个格式,定一个规范,做好了让他们来跟我们学。但是你要跟别人对话,要参与到国际学术,你只是在这儿说中国的土话,又想被别人接受,太难了。原先生说自己在不同的场合都坚持一个看法:文化和学术没有东方和西方的划分,只有现代跟传统的区别。美国很少有学者在课堂上、读本上划分国家界限和东西方界限。在做刊物的过程中,首先要用一种理性的方式,用一种别人能够接受的、能够对话的方式,把中国的思想变成世界学术的一部分,而不是搞对立、搞斗争,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分哪是敌人、哪是朋友。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先进的、理性的东西会占上风,而反动的、腐朽的、堕落的东西,不管怎么叫嚣,也不可能博得话语权。学术是没有国界的。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界基本上都是在用学术说话。中国人在世界学术中做出中国人应该做的贡献,真正地站在世界舞台上,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原祖杰相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辜正坤教授说,自己研究的方向是中西文化比较,做了将近50年了。前二十几年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后二十多年来的结论是,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景德祥先生说,要回答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首先要回答什么是中国文化。而且还要回答当下的中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的东西吗?它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分支和流派。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如今在多大程度上还是原始意义上的中国人,这是非常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朱剑教授接着景德祥谈到的话题,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不赞成辜正坤提到的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相结合的说法,认为这两者不可能结合。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国的现代学者,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正确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反省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有自我反省精神。没有自我反省精神的民族肯定是没有希望的,也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教授对辜正坤的看法做出了呼应。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不懂西方,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文化,总是用西方的话语讲中国的事情,所以总是被动;另一个是不懂自己的文化。我们强调符合外国人的阅读方式,其根本问题还不是语言问题,而是话语。我们应该有目的的培养中西贯通的人物。近代以来所谓的理解西方、理解我们自己,其实都有很大的误差。要把中国文化讲出去,必须要对它有自觉,有了自觉以后才有自信,才觉得中国文化应该“走出去”。所以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不是语言问题,而是认识问题。如果两边都明白对方在说什么,话语解决了,语言问题就解决了。

山东大学哲社学院院长刘杰教授说,文化间的障碍,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很多中国人认为好的东西,要想让别人接受的时候就有障碍,这个障碍不完全是政治的,也包括文化、语言等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条件的制约。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陈淳借用张光直先生的话说,“中国人文学术应该跻身世界主流”,而不应该“作茧自缚”。第一是跳出中国的圈子,彻底了解各个学科之间的主流问题、核心问题。第二是分析是否对于这些属于全人类的问题有所贡献。第三是如果有所贡献,一定要用国际学者(不限于汉学家)能够看得懂的语言写出来。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俊菊教授说,我们更多推动的应该是互动和交流,上来先以打架的方式跟人家交流,没有人理你,我接触到的好多美国同行,他们对中国文化其实是不排斥的。

  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出去”?

作为东道主的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胡绍军,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独到见解,他以唐代文化、丝绸之路为例,说中国文化历史上就是“走出去”的,“遣唐使”就是一个例证,整个东亚文化都受中国文化影响。“一种文化被别人推崇和模仿,你必须是实践当中的成功者”,“中国文化真正要走出去并且影响别人,首先要做实践中的成功者。社会富裕发达文明,文化才能定型。这个定型固然应该基于传统文化,但不能简单地把孔子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拿出去,而是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吸纳现代西方文明的成果,最后形成一个新的文化。”

《文史哲》英文版执行主编王心扬则说,我们的宗旨是让世界深入地了解中国、观察中国,了解中国的思想动态和学术研究的走向,从而构筑一个中西交流、互相理解并建立良好关系的桥梁,中国有中国的实力,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有深远、深厚的哲学底蕴、文化传统,“我们的文化完全有资格走出去”。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洪俊峰指出,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实际上要看这个文化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能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能不能解决西方的问题?这一点比较重要,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重点,也应该成为我们“走出去”的力量。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叶娟丽说,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是指传统的儒家学术?还是新儒家学术?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需要学术界界定。在座的学者能够掌控的,更贴切身份的话题还是中国学术怎么走出去。

 我们的文化怎么“走出去”?

谈到我们的学术我们的文化怎么“走出去”,教育部社科司规划处处长徐青森强调要保持自己的学术传统,坚持自己的风格,要有自己的文化坚守和文化自信。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教授以台湾中研院为例,指出很多知名的学者基本都在海外受到了训练,国际上对中国学术的了解很多都是通过台湾,他们以国际学术规范来研究学术,做出了令人称道的成绩。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何朝晖教授谈到,文化的流动遵循着从高到低的规律,如果达不到一定的高度,也很难让别人接纳我们的文化。所以学术的国际化是当务之急。如果人家对我们是洞若观火,我们对人家一知半解或者一无所知,在学术竞争当中想超越人家是不可能的事儿。再一个是能力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具备从事国际学术对话的实力。在培养下一代的国学人才、文史人才时,不仅要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方法的传承,也要注重对外语的掌握,重视了解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同时还要了解世界其他各大文明的发展历程和理论现状,培养全球视野。《文史哲》中文版向来考虑重大理论性问题,英文版应该秉承这个办刊思路并发扬光大,多发表各种文明对话的文章,每期策划一个选题非常好,对论文的筛选和提炼非常重要,这样才会使《文史哲》英文版成为外国读者绕不过去的刊物。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程相占教授从美学研究的角度,认为要想“走出去”必须注意双语写作、全球问题、国际话语,如果不用国际话语,讲出来的还是自言自语。发言权并不难得,但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否提出真正推进国际美学有效增长的命题和成果来,站在国际舞台上演讲,真正得到他们的尊重,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景德祥研究员谈到,在信息量方面,中国杂志在学术动态、特别是各种书讯方面还是非常欠缺的。《文史哲》英文版作为中国在国外的一个窗口,应该增加信息量,也应刊发书讯和综述性文章。《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刘文山说,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已经纳入了国际体系,在文化和学术上也要纳入到国际学术文化体系当中,只有这样,别人才能认可你、接受你。《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徐枫说,中国期刊要走出去,首先必须是一个国际期刊,作者必须国际化,必须刊发原创性的国际论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博士生导师郝田虎认为,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中国近年来论文数量泛滥、质量低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他还建议所有的中文期刊都可以发英文稿,不管中外学者,不分国籍、肤色、人种等等,只看学术质量,而且不一定非得英文,法文、俄文、德文稿都应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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